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大西南》，勾起了母亲许多的记忆，当年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老人家的眼前。别看母亲快九十五岁了，记忆力一点不差，连小时候的事都没有忘记。
我母亲刘晓林，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四川干部支队的一员，当年从老家湖北郧阳出发，步行几千里，历经艰险，行军到了重庆。参加了解放后重庆反特剿匪除霸的斗争，出色完成了征粮以及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她一边看电视，一边给我讲起了她当年的许多亲身经历和从战友们那里听来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1950年活捉前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战犯王陵基的。
王陵基四川乐山人，国民党四川省主席、陆军上将，川军中的领袖人物，曾经掌掴蒋介石，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军衔最高的将领，他的被俘，既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走向崩溃的必然结果，也是西南服务团一些在公安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的重大贡献。
1950年2月6日，位于岷江上游的四川省江安县细雨蒙蒙。一个老者匆匆来到了岷江岸边，迅速钻进一条小渔船。只见这个老者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帽沿拉得很低，遮着眉额，脚上穿着一双宽口布鞋，俨然一副富商派头。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后生，一高一矮，高的那位手提一口大皮箱。船从乐山出发，当晚在竹根滩靠岸。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化了装的王陵基。成都解放后，他带了两个副官，从邛崃、洪雅、夹江等地仓惶潜逃至此。当时他们想停船上岸吃饭。停船的江边有一铁匠铺，一个铁匠正在里面吸烟喝酒。年轻后生向他提出想借宿一晚，铁匠说自己只有单床和破被，不方便，请他们去不远处的镇上旅馆。两个后生一听马上就变了脸色，有些出言不逊。老者怕弄僵了露出马脚，赶紧脱帽点头说：“老师傅，年轻人不懂事，多有冒犯，请不要见怪。只因船靠贵舍，为了明晨行走方便。出门人不嫌好歹，只要能够避雨防寒，胡乱对付一宿就行，请你行个方便。”铁匠再不好拒绝，只好答应了。当晚，两个后生先后溜走。第二天清晨，王陵基不见了二人，船也没有了踪影，知道二人已经弃他而去。无可奈何，只好故作镇定，摸出几块银元请铁匠帮他另雇一条小船。趁着铁匠去雇船的时候，他一面将身边的小手枪塞进炉膛，一面筹划着再次换装。不久铁匠雇船回来，王陵基说：“我这一身打扮，容易遭抢，能不能把你的衣服换给我，日后定当重谢。”就这样，王陵基换了装束。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恰巧就是由于这套破破烂烂的衣服，让人产生了怀疑，暴露了他的身份。
宜宾合众轮船公司副总经理杨鲁玉，家住该市粮房街。一条傍晚，有个衣衫褴褛扛着几根红甘蔗的人叩门求见杨副总经理，此人不等下人通报，径直就朝内堂走去。杨鲁玉一见来客，顿时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你怎么来宜宾了?”此人正是王陵基，他们是多年的故交。杨鲁玉对王陵基那是款待备至，不仅把自己的裘皮大衣、棉衣棉裤、新鞋新袜给其更换，而且每天美酒佳肴招待。空着客房不用，专门腾出女儿的闺房让他住。王陵基的到来，引起了杨府佣人的怀疑，心想这个人手脸白皙，还戴副金丝眼镜，为什么来时要穿得破破烂烂?他到底是什么人?
杨家的邻居是一廖姓人家，也是个大户，他家有一看门女佣姓周。她听到杨家佣人谈到杨家“怪客”的情况，回到自己家中便说：“杨家来了位‘怪客’叫杨家搬家，说什么宜宾要挨炸，要搬家避难。人家杨家好办，有亲戚可以投靠，我们搬到那里去呀。”这句话恰好被来她家串门的邻居张淑华(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副政委、时任宜宾县委书记张守愚的姐姐)听到。回到家后，张淑华就想，杨家有钱有势，来客很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大官。晚饭后，马上到宜宾县公安局找到她的侄女苏在培，要她把这一情况报告李阳(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时任宜宾县公安局局长)。当晚八点，苏再培向行政科张秉文(西南服务团成员)口头作了报告，而且按张的要求写了书面报告。由于当时李阳不在局里，第二天一早，张秉文找到了李阳，作了汇报，。李阳当即做了部署，命令两个外勤人员马上到杨鲁玉家调查，可惜晚了一步，王陵基已于当天早晨搭乘合众轮船公司的永利号轮离开了宜宾。两人只好将杨鲁玉带回问询。
根据苏再培所报告“怪客”的体貌特征，李阳初步判断这人可能是战犯宋希濂。为了抓紧时机，他顾不上吃早饭即挂紧急长途电话通知南溪县公安局拦截。南溪县公安局局长陈贤仁(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成员)接到通知，立即率县武装队奔赴江边，这时永利轮已经驶向下游，虽鸣枪呼停，但没有效果。陈贤仁回局后，马上打电话告知江安县公安局局长孙仲远：“永利轮已过南溪，船上有战犯宋希濂。此人五十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长袍，戴眼镜，脚穿鸡婆鞋，可能已化装，请你们截住严密检查。”刚接完陈局长的电话，孙局长又接到宜宾军管会的电话：“永利轮上的战犯不是宋希濂，而是王陵基，特征不变。”这是李阳亲自讯问杨鲁玉后，杨被迫供述的。
江安县公安局根据地形把公安战士分为三队，一队在上游，任务是看见船来，即呼令其停泊;二队居中，任务是船过一队，不见掉头向南，马上用指挥旗打旗语，通知其靠岸;三队在最下面，任务是船过二队仍不靠岸停泊，即鸣枪迫停。为了安全，孙仲远还通知了本县大渡口、井口的民兵武装以及纳溪、泸县公安局。
不久永利轮驶来，但是无视命令和旗语，直到公安人员用机关枪扫射后，才鸣笛两声，被迫靠岸停下。孙仲远立即率公安战士登船检查。孙局长亲自对基本符合“特征”的八个人逐一讯问，由曾经见过王陵基的公安人员梁明光协助盘查。狡猾的王陵基，此时已摘掉了眼镜，但鼻梁两侧留有明显戴过眼镜的痕迹。孙局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王答：“戴正名。”又问：“哪里人?”答：“开县。”再问：“干什么的?”答：“做盐巴和布匹生意。”旁边的梁明光是四川当地人，一听他讲话是乐山口音，就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一口乐山口音?”王无言以对。
检查他身上，除过船票和十多万人民币外，别无它物。孙局长有意叫他看船票，他把船票贴近眼睛，也读不清上面的字。孙局长突然问：“你是王陵基吧?”他迟疑了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去了!我怎么会是王陵基。”这句话一下子露了馅。一个商人怎么可能知道王陵基飞到台湾了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其身份，江安县公安局找到了曾经在王陵基手下当过参谋长的金叔衡，约好见到王陵基时“点头就说明不是，摇头就是。”但当时金离开王已经十多年了，加之王陵基化了装，一时也难以确认。又叫王陵基走路，不戴眼镜，只见他高一步低一步的，但患近视的人大都如此，还是不能确认。金叔衡又想了一个办法，叫王陵基写字，因为王的笔迹他认得。于是王陵基用毛笔写下了：我叫戴正名，是开县人，做盐巴和布匹生意，从宜宾来。金叔衡一看就说：“这是王陵基笔迹无疑。”
就这样，绰号“王灵官”的战犯王陵基，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不久，王陵基被押解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4年被特赦，1967年3月17日逝世，享年81岁。
(作者：赵亚勇2024-09-28发于现代诗歌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