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了两位战士作家，一位是第四野战军41军的高玉宝，另一位是西北军区的崔八娃。两人年龄差不多，高玉宝生于1927年，崔八娃小他一岁。入伍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经过在部队的扫盲班学习，才学到了文化知识。两人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高玉宝的事迹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如《半夜鸡叫》等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相对于高玉宝，崔八娃却鲜为人知。
我知道崔八娃这个名字是在崔八娃的家乡陕西省安康市。大约是2005年，当时我在该市经营一家商行，有一天我在《安康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是介绍崔八娃的，才知道曾经有一位和高玉宝齐名的战士作家崔八娃。那篇文章说，记者见到崔八娃时，他正在山上放羊，由于很多年不写字，已经又回到了半文盲状态，令人唏嘘不已。同为战士作家，崔八娃和高玉宝的境遇真是天壤之别。一个一直闪耀于中国文坛，一个又归于沉寂。
崔八娃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沈坝镇沙沟村人，家在大山深处。其父辈兄弟三人，各家生的男孩很多，一共有10个。崔八娃排行老八，故名崔八娃。崔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山里刀耕火种的农民，崔八娃从小就没有上过学。这个名字也是土的掉渣，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日后这个叫着崔八娃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名字的苦孩子会成为著名作家，在中国文坛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崔八娃一生经历坎坷。旧社会兵荒马乱，崔八娃先是被国民党军抓去当了壮丁，没过多长时间，又做了解放军的俘虏(一说是投诚起义)，经过教育又参加了解放军。在建国初的那个年代，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别说会写，能认识自己名字的人都不多。广大人民群众深受不能识字无法悦读学习之苦。这时，有一个叫祁建华的人，发明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经过试验，效果颇佳，于是在全国推广。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文化程度，军队中也推行了这种方法。崔八娃没有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部队开展文字扫盲之后，崔八娃一下子爆发了学习的积极性，从白天到晚上，走到哪里念到哪里，晚上别的人都睡了，他还在被窝里小声背诵。这种刻苦精神，让他创造了一个记录，仅仅用了十天就认识了两千字，达到了能认能背能写的水平。与此同时，同样是刚刚脱盲的高玉宝在《解放军报》发表了成名作《半夜鸡叫》，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部队的文化教员给大家读了《半夜鸡叫》，并且鼓励大家向高玉宝同志学习。崔八娃听了后，大受启发。他想起了从小家乡发生的许多事情，一下子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每篇都有三百多字。文化教员看了之后，指出了他的问题：写得不少，但是没有中心。写文章一定要突出重点。崔八娃又反复琢磨，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终于，在部队首长柳山杂的精心指导下，写出了一篇《狗又咬起来了》，发表在《解放军报》。没想到，一举成名，轰动了全国。一个过去的文盲，一个参加速成识字班仅仅十天的普通战士，竟然能够写出这样水准的文章，怎么样的赞誉都不过分。后来，《狗又咬起来》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还入选了当时的小学课本。
当时，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别人代笔的?或者偶然才出的佳作?可是崔八娃一旦开了窍，那笔下源源不断的好文章就涌了出来。先后写出了《一把酒壶》、《卖子还账》、《郭大肚子》等佳作。这些文章让那些怀疑者彻底闭了口。
1953年4月，崔八娃受邀到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见到了毛主席。崔八娃心情非常激动，回去后彻夜难眠，就写了一篇《见到了毛主席》的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五一”观礼后，崔八娃又被邀请参加团中央召开的“五四”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南高(玉宝)北崔(八娃)会面了。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战士扫盲学文化的典型。他们在一起交流学习文化的心得体会，还合作出了一本书《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崔八娃的封笔之作是1956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小说《催生》。
可惜的是，崔八娃没有像高玉宝那样，继续坚持走文学的道路。1958年崔八娃选择了转业，先是到长安县人民武装部，后来由于思乡心切，崔八娃回到了家乡，重新回到了土地，当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从此以后的数十年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拿笔写过东西。一代战士作家，最后默默无闻的走完了一生。
1953年12月2日崔八娃应邀在当时的陕西省南郑市作过学习和文学创作报告，报告会上，南郑专区文联组织少先队员向崔八娃献了鲜花和红领巾。长期帮助崔八娃写作的段星华同志也讲了帮助崔八娃写作的经过。军区文工团的演员朗读了崔八娃写的《卖子还账》等作品。据已经九十五岁的母亲回忆，时任报社记者的父亲，曾经采访过崔八娃，并写出了通讯报道，在《南郑报》和《陕西日报》上发表，进行了宣传。
(作者：赵亚勇2024-12-22发于现代诗歌网)
